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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後重建中企業:使命與救贖!

源文引用自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e84effd01009mc3.html
災後重建中企業:使命與救贖! (2008-07-08 07:02:44)

我在災區與一些士兵交談過,他們是濟南軍區的戰士,大部分都不大,也就20歲出頭,他們告訴我,5月13號他們就出發了,到了安之後,徒步三天進入了汶川,到現在,已經在災區戰斗了45天了

 

在我與他們的交流中,一個戰士告訴我,過去只在電視上才看到救災有多苦,”這一次親自經歷了”我問”比起電視上那一個更苦?”

 

“當時是很害怕,在山上到處是滑坡,但現在不怕了”他顯得有些輕松,看得出,經歷了這一次災害之後的戰斗們,內心強大了許多!

 

與士兵們在一起不同,在進入災區的時候,我們碰到一次檢查,檢查我們的也是一個來自吉林特警的二十出頭的小伙,在檢查的時候,他有句話很經典,讓我半天說不出話來:身份證只能說明你們是公民,但不能夠說明你們是人民,除非你能夠證明你是人民,否則,我們絕對不讓任何一個壞人進入災區!

 

在對比這兩個小伙感覺的時候,同樣是軍人,同樣在臉上顯得朝氣,但部隊的那個小伙子讓人覺得親切,覺得自豪。而武警的那個小伙讓人覺得可敬,可怕。

 

我想這種差別並不是他們個人的差別,而是他們角色的差別,軍隊承擔的是救助,而武警承擔的任務是檢查與監督,軍隊的眼里是受災的群眾,武警的眼里是混入災區的壞人。角色不同,幾十天的經歷下來,我相信,他們的態度與價值觀自然就有很大差別,盡管他們起的作用同樣重要,他們同樣值得我們尊敬!

 

想想吧,災區中人民的疾苦如此艱難,我們經歷了死亡與重生的軍隊戰士,一定會真正懂得人民軍隊的價值在那里,也真正懂作為一名軍人,“我們早上出發,走三四個小時,把帳蓬搭完之後,老百姓圍著不讓走,必須讓我們吃飯才准走,但部隊不允許吃百姓的東西的”他這樣說的時候,我感覺得出他的自豪。

 

而同樣是在災區,同樣面對死難的同胞,特警們看到的是這樣的環境下,仍然有人居然會犯罪,會喪盡天良,他們的內心從此體驗到的是什麼?所以,當他說公民不等于人民的時候,顯然,這種“判斷”有著特殊環境下的特殊的意義。

 

地震之後的中國企業是優秀的,從大量的捐款就可以看到。在災區的這些天,我一直在想如何能夠更多地為災區做起貢獻,但呆的時間越長,接觸的人越多,我越發感覺到一個結論的價值:溝通永遠是一類人與另一類人的溝通,認同永遠是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的認同。

 

這是我們在企業高管領導力課程的一個結論,我在講這句話的時候,是在告訴企業的高管,溝通與認同的前提,是要承認價值的多元化,也就是說,代表公司的高管與公司的員工是兩類人,兩類文化,我們必須站在員工的角度,承認員工的價值,員工文化價值,才會有真正的溝通與認同。

 

是呀,當士兵與災區人民經歷地震災害,站在災區人民的角度與災區人民溝通的時候,他們就真正理解了士兵的意義,也理解了士兵的意義。甚至在另一種意義上,特警的“公民論”不也是特殊經歷的產物麼?

 

所以,從軍隊價值的意義上,士兵在救助同時,士兵也在經歷著自己角色的重新認識。如果這個結論是成立的話,那麼,中國企業對災區的參與,在捐贈錢物的同時,也需要經歷企業對自身角色價值,甚至是企業在中國社會角色的重新認識!

 

經歷就意味著過程,這是我這些幾千里下來,接觸了很多地方政府官員,士兵,災民的感受,無論你談的多麼偉大,但沒有這種親身的經歷過程,我想,其中的很多感受是不在一個層面的。

 

如果說災害與戰爭,都是軍隊重新認識自己角色與價值的時候,所以,災害與戰爭對于軍隊就不完全是一件壞事,沒有了災害與戰爭,沒有了極端的危險,軍隊的價值何在?我們並不希望戰爭與災害,但我們無法否認它的存在。

 

那什麼是企業重新認識自己角色與價值的時候?我想,那也一定是重大經濟活動與事件的時候。想到這兒,我不禁在想,企業的價值在一個國家的歷史長河中,究竟是什麼作用?僅僅是為了賺錢?向國家貢獻稅收,向人民提供商品的目的又是什麼?

 

在我寫了《市場的力量》之後,我就在想企業的力量,也許我們應當這樣想,企業才是最大的非政府組織(ngo),作為一種代表市場經濟的民間力量,企業在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民主化法制化進程中,其作用也許比我們想象的大得多!

 

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米爾頓·弗里德曼在《自由選擇》中說過,社會組織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協調許多人的經濟活動。從基本上說,僅有兩種方法來協調千百萬人的經濟活動。一個方法是包括使用強制手段的中央指揮〞〞軍隊和現代極權主義國家的方法。另一個是個人自願的結合〞〞市場的方法。

 

我想,不應當簡單地從好壞來看待這兩種手段,而應當從具體的社會環境來看待這種手段,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就回顧了湯因比<歷史研究>中,對中國社會的一個評價,他認為,中國災害,特別是黃河流域的水災過多,無形中強大了極權的力量,強化了災害中的集體意志,這樣反過來,就抑制了商業經濟的發展,特別是民間社會力量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!

 

所以,一旦生命危及安全危及的時候,人們就不再在意自己的發展權力,而是在意自己的生存權力,而在危機中的人們注定是渺小而無力的,這就給了政府與軍隊發揮的空間,所以,在我們在一個極端危險的環境,是沒有資格談什麼權利,人格,獨立之類,這些詞在“生存”面前,都是那麼渺小。 

 

 

 

這就是說,從對生命救助的主角是政府,是軍隊,那怕是美國的911,也是政府的消防體系在發揮作用。但對生命的重生或災後的重建,誰應當是主角?重建基本上是經濟問題了吧?

 

 

我們的政府對此是認識得很清楚的,政府已經向全世界宣布,中國的地震第一階段結束,也就是救助生命的階段已經結束,而第二階段已經開始,那就是重建階段已經開始。盡管重建中的初期,仍然有大量的問題是生命的救助問題,不完全是經濟問題,但我們不可否認,重要的矛盾已經轉移。

 

但我們發現,政府仍然是絕對的主角,這讓政府員工們處于一個矛盾的角色環境:我注意到地方政府的很多官員基本上夜以繼日的工作,“全國人民眼睛都在盯著我們,我們不能夠出任何一點差錯,否則對不起全國人民!”這是普遍的回答,所以,我負責地告訴大家,在這次災害中,以權謀私的一定不多,你只要親自去一下災區就知道了,在那種環境下,人格的善良一面自然就出來了,沒有人注定是壞蛋,在那種環境下,多壞的人,都會有良知的一面!

 

這些場景我們並不陌生,建國初期那些只想民眾,不想自己的“解放軍”官員,他們就是在道德的政義感,良知的公正感驅動之下工作,他們很偉大,但他們也是人呀,他們這樣的狀態能夠持續多久?

 

更重要的是,讓一個良知驅動下的完人,轉眼就要做經濟工作中的“交易”,這個角色可能不容易轉移吧?當我在災區接觸到大量的重建工作時,我有一種強烈的感受,那就是,當一個問題更多的是經濟問題,是一個效率問題,可在這個過程中,按道德或政治思維或運動式思維是有其局限性的,如果按企業或市場的辦法來做,一定會在同樣資源的條件上,把事件做得更好,道理很簡單,解決效率問題最好的辦法,是企業或企業家的思維方式。

 

比如新北川的選址,我相信,這樣的決策當然要國家有關政府重考慮,特別是涉及到地震帶等專業層面,更涉及社會穩定與民族團結等更高層面,但無論如何,一個新北川的選址,更重要的是經濟價值,也就是說,從經濟上講,區域中心的選擇基本決定了一個地區能夠走多遠?我們有限資源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有效的節約與利用?

 

象這樣的事件,在災後的重建中有很多。比如災民的安置,我看到大量的災區成天呆在地震帳蓬中艱難度日,沒有事做。我也看到全國總工會組織了大量的企業到災區搞“就業救災”,比如我看到救助物質的發放與使用中的“純輸血現象”。

 

所以,我很擔心,靠“就業救災”解決的就業問題,會對企業與就業者造成什麼樣的影響?我覺得,輸血在短期或應急是必要的,但度過了短期的輸血之後,重要的造血,是讓災區人民真正的強大與自救!

 

更重要的是,企業在這一過程中,並不是在扮演一個施舍者的角色,相反,企業在這一過程中是一個自我的救贖過程,因為當我們這些企業志願者真正去參與災後的重建,就不僅是扮演一個出力的技術工,而是扮演一個重新認識自我的救贖過程!

 

一個不了解中國農民的企業家或企業員工,算不上真正懂中國的企業家或企業員工,艱難的環境,對企業不僅是一種挑戰,更重要的是一種機會。我建議優秀的中國企業把這次災後的重建,作為高層領導與後備干部培養的一次機會,派出一批高層領導與後備干部,讓他們參與到災後的重建中來,我相信,這會對中國企業的企業文化,企業使命,企業精神與團隊建設,都是一個良好的機會,這樣的機會,是幾十萬災區人民,用生命與鮮血換來的!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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